攝政的問題

田中清玄晉謁天皇在右翼人士中,田中清玄於一九四五年十一 一月二十一日破例晉謁天皇,令人側目。田中是非法時代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以採取「武裝五一勞工節」等冒險主義方針而馳名。被捕後在獄中改變Fine dining思想,戰後以右翼的幕後人活動。一九四五年十一 一月一 一日的《週刊朝日》刊有田中清玄的訪問,在這篇報導中,田中表示他「到達了天皇歸一的信念」,說要與天皇制廢止論者戰鬥到底。因天皇親信看到此項報導,尤其是宮內次官的大金益次郎的熱心引薦,終於實現了田中旳晉謁,該時田中極力反對天皇返位。根據田中的回憶,晉謁後,天皇的親信們感謝他什麼?雖然不得而知,但右翼人脈半公開地發生作用,是這個時期皇宮的特徵。
二、高松宮的政治活動戰時的富松宮在這個時期的皇宮集團中,與天皇之間具有微妙的緊張關係,且有特別行動的是髙松宮宣仁。太平洋戰爭開戰時,以海軍中佐「職在軍令部工作的高松宮,對於決定開戰,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對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譬如高松宮的傳記《髙松宮宣仁親王》,就同時記載高松宮是主戰派和反對開戰的人,「雖然有議論,但熟知殿下性格的人,都確信高松宮曾爲避免戰爭盡了全力到最後。」而作了這樣勉強的結論。
事實上,髙松宮對於對美戰爭的推測的確失去信心,故對於開戰決定似乎有過很愼重
的思考。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他曾對細川護貞說:「本來日美戰爭,在那種狀態之下是必然的,我覺得不是一部分人所說只要從中國撤兵就可以。」〈《細川日記》〉基本上,高松宮也是站在對美戰爭是不得已的這個立場。
但到最後戰局惡化時,高松宮便轉變爲反東條、早日和平派,以近衛文麿的女婿細川
護貞爲政治秘書,積極展開宴會廳工作。他與近衛的關係尤其密切,近衛當時曾構想以髙松宮爲首相,組成皇族內閣,以結束戰爭。當時天皇的第一個胞弟秩父宮雍仁患肺結核療養中,所以高松宮被預定爲一旦發生天皇返位,皇太子即位之情況時的攝政候補。~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 一十五日,近衛與岡田啓介、米內光政和岡本慈航協議過天皇的返位
問題:隔日,高松宮應近衛邀請,帶來隨行武官,造訪位於近衛別邸的陽明文庫。他倆所面談內容雖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協商就任攝政的問題。

一線光明

換言之,就天皇及其親信而言,這個會談有很大的成果。即麥克阿瑟並未深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從頭到尾把天皇當作日本的元首,並請天皇對日式料理政策提出建議。隨行會談的前宮內省總務課長筧素彥說:「後來由侍從長(藤田尙德)得悉,在回程車中,陛下比平常更開朗更健談。」〈《今上陛下與母宮貞明皇后》〉天皇自己在與麥克阿瑟的會談中發現了 一線光明。
與有闢人士的接觸從一九四五年年底左右,皇宮集團與的有關人士開始接觸。而爲其中心的是,於十一月一 一十四日隨廢止內大臣府,而從內大臣秘書官長轉任宮內省內記部長的松平康昌。松平是福井藩主松平舂獄的孫子,京都帝國大學畢業以後,歷經明治大學教授和貴族院議員,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出任內大臣秘書官長,是一位道地的宮廷官員。松平發揮其擅長的語言能力,頻頻招待有關人士參加皇宮自古以來的捕鴨等派對,以蒐集各種各樣的資訊。當時的侍從次長木下道雄所著《側近日誌》中,十二月十一日記載:「本日拜謁聖上,關於松平內記部長的交際費,以及侍從蒐集資訊之經費支出之件,蒙批准。」由此可知,「接待攻勢」不只是松平個人的公司登記工作,很早以前可能就由團隊在做。
叟宮的翼人脈在這個時期,右翼人脈深入皇宮,並成爲皇宮集團的重要訊息來源。而其中最重要的資訊,大多來自戰爭期間,以運輸業和土木建築業起家的義俠右翼安藤明。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木下侍從次長報告天皇說,民間情報教育局局長戴克的想法是,欲從實際政治分開天皇的地位,以保存天皇制,而這個重要資訊就是透過安藤帶到皇宮的。〈《側近日誌》〕爲了要從的要人獲得資訊〈情報),安藤便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在東京築地創立「大安俱樂部」,大肆宴請有關人士。根據「大安俱樂部」之下女領班北村多克多克是片假名中的證詞,安藤曾指示:「花多少錢都沒關係,一定要找來個子高眺又翳的小姐。」讓這些小姐專門負責接待的有關人士 。此時不但沒有向有關人士收取分毫,而且「對於來俱樂部的公司設立客人,安藤先生都送他們有家徽的日本裙子、刀劍、珍珠、照相機等等」。透過「大安俱樂部」,安藤與局長戴克和麥帥的軍事秘書費拉斯准將建立了友好關係。同時據說「木下侍從從次長告訴安藤:『用於護持天皇制的資金,將處分一部分皇宮財產來支付。』」〈《秘錄將我生命獻給天皇》〉此言是否屬實,雖然無法確認,但安藤的蒐集情報活動,在皇宮暗中支持下進行可能是事實。

轉變局面

複望便美日一;乂涉成功固然是事實,但在重要的局面上,近衛曾經放棄了他的責任。衆所周知,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時,對於對美戰爭沒有自信的天皇,讀了明治天皇親作的詩歌:「四方之海皆爲同胞,爲何風浪喧嚷不停。」對於軍部強硬派的戰爭政策,明確地表示了外籍新娘不安的心情。此時如果近衛有負起一切責任的決心和覺悟,應該能夠把握這個最好的機會,進而轉變局面。可是事實上,如重光葵所指出,近衛「對美日交涉雖然熱心,但在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卻默認了戰爭的決定」。(《重光葵手記》)但這並不意味著近衛的主張毫無根據。就決定開戰的層面而言,天皇的認知,的確逐漸傾向於對美開戰是不得已之舉;其親信的回憶錄告訴我們,欲使美日交涉成功的近衛,並未能獲得天皇積極的支持是不爭的事實。
昭和天皇與戰爭責皇宮集團開始政治工作天叟與麥免阿的畲談如前所述,變化多端的一九四五年即將結束時,日本的保守勢力就戰爭責任問題的因應,有逐漸喪失其政治方向的感覺。從這時候起,以勞工運動爲首的各種社會運動大爲高漲,尤其高喊打倒天皇制的日本共產黨迅速擴大其影響力。皇宮集團不僅爲這種情勢所左右,而旦不得不作縮小宮內省的機構、凍結皇室財產等一連串的越南新娘改革措施。不過們並沒有拱手返讓,而只是旁觀情勢的變化,靜觀的態度。在這期間,爲了建立「護持國體」的根基,皇宮集團在檯面下拼命活動和工作。
而此種活動的第一個成果,便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一 一十七日天皇與麥克阿瑟的會談。以
主,攝這,固淡,以玫治色彩十分濃厚的麥克阿瑟回憶錄作爲根據,有強調天皇說他要
負戰爭的一切責任而使麥克阿瑟大爲感動之嫌。
天皇道:「就開戰來說,在宣戰之前沒有準備攻擊珍珠港。我曾爲避免戰爭而極力努力
過,最後還是不得不開戰,眞是遺憾。其責任在於作爲日本君主的我。」但根據最近豐下栖彥和松尾尊允的卓越seo研究,對於天皇說話的眞僞,以及會談本身的政治意義,都値得歷學者冷靜分析。在仔細考證過會談相關資料之後,松尾針對會談席上天皇對麥克阿瑟所說的內容,作了這樣的推斷。即天皇一方面承認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就對美開戰問題作了辯白。〈《考證昭和天皇、麥克阿瑟元帥第一次會見》。

對美戰爭

近衛於應向巢鴨拘留所報到的十六日凌晨,在其住宅服毒自殺。關於近衛的死,財界的最高領導者,同時曾任大藏大臣和商工大臣的池田成彬曾經回憶說:「他……起初似乎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爲戰犯。因此常對我說:『池田先生,你可能會成爲戰犯。要當心!』」〈《故人今人》〉或許近衛認爲,美方只會追究對美戰的責任,他既然反對太平洋戰爭,理應不會追究他的政治責任。可是對於日本的關鍵字行銷採取嚴厲態度的國際輿論,對施加壓力,使其追究近衛對亞洲的責任問題。至此,近衛的戰後構想完全失敗,連在保守勢力之中具有最現實政治感覺的近衛,對於亞洲的責任問題竟毫無自覺,這一事實很値得我們注目。就此種意義上來說,造成近衛毀滅的,可以說正是亞洲問題。
近衛手記的發表近衛死後,其手記在報紙刊登出來,引起了很大的迴響。「近衛公手記」從十二月二十日起在《朝日新聞》連載十一天,在這份手記裡,近衛回顧美日交涉的經過,而作了如下的結論:他以婉轉的語氣指出,爲避免對美戰爭,天皇應該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可是日本憲法卻以天皇親政為原則,與英國憲法根本不同。尤其是關於統帥權的問題,翻譯社完全沒有發言權,能控制政府和統帥部的只有陛下一人。陛下態度消極,平時沒關係,但要決定和戰時,對於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恐造成窒礙。個人在這次美日交涉中深深感覺到,像英國王室,陛下只勉勵或唤起注意,是無法使軍事與政治協同一致進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朝日新聞》〕近衛手記的抄本也送達天皇,其時侍從長藤田尙德,曾就天皇當時的反應說:「陛下似乎覺得很意外,只對親信道:「近衛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話。』」〈《侍從長之回想》〉近衛手記的虛窗不待天皇指出,近衛手記裡確有幾處作假。特別說在「統帥權」的獨立這個制度底下,政府完全不能控制軍部,這實太單純化了十五年戰爭下的政、軍關係的事實。統帥權指有關陸海軍的die casting計畫和用兵事項,在戰前的明治憲法體制下,統帥屬於天皇的大權事項,政府是不能直接干預的。行使統帥大權時,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皆從政府獨立、,輔佐天皇。但在實際上,內閣對於統帥部的政治統制發生效果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在中日戰爭初期,曾經以德國爲仲介國,與中國進行過和平交涉—(陶德曼工作),但爲避免戰爭長期化,而強力主張繼續交涉的,正是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席上強行決定停止交涉的近衛內閣。

憲法工程

惟因幣原首相的抗議,和天皇「垂詢」木戶幸一有關「近衛公(爵)的行動」,近衛遂於一十四日舉行辯解的記者招待會,但近衛之向天皇返位邁出一步是毫無疑問的。繼而於十一月六、七兩日,近衛與美政府駐日政治顧問部的比蕭布接觸。在會談席上,近衛說明了 一九四一年美日交涉時的網路行銷情勢,並聲稱日軍如由中國撤兵即有避免美日戰爭的可能性,惟因東條陸相的強硬反對,使這個可能性化爲烏有,明白指出東條的戰爭責任。近衛同時言及他爲使美日交涉成功,曾極力欲促其實現的與羅斯福總統的直接會談,作了很重要的發言。
根據比蕭布的報告,近衛表示,他曾意圖以天皇命令由中國撤兵的方式,俾實行會談
的同意事項,如果以接受波茨坦宣言時的「聖斷」同樣的方式讓天皇直接介入的話,美日間的懸案應該能夠獲得解決才對由於近衛、羅斯福的會談始終沒有實現,其結論只能是一種假定;但很明顯地,近衛的話實有政治上的意涵。近衛之意即,若有天皇的決斷,定可阻止美日的開戰。近衛的挫敗然則日本的政治情勢,並沒有朝近衛所期待的方向發展。憑著內大臣府御用掛的身分,近衛雖然以滿腔的熱忱著手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但事實上,他在十五年戰爭下畢竟曾經三度組閣,如今要主導修改憲法工程,則因爲翻譯公司責任問題,對他將有很負面的作用;而幣原內閣對於近衛在內閣權限所不及的地方,要採取自己的行動也很不以爲然。
同時,未能恢復與天皇的關係,對近衛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近衛與天皇的關係從
太平洋戰爭開戰的意向對立以來,變得很是微妙:而對於戰敗後近衛的言行,天皇也很不高興。十一月」一十四日,廢止了對於選擇繼任內閣擁有重大權限的內大臣制度:天皇於十一月三十日,就即將選擇首相方針,對木下道雄侍從次長表示他的意見。天皇說,將正式聽取樞密院議長、衆議院、貴族院兩院議長的意見,並將採行岡田啓介、米內光政、木戶幸一等重臣的建言,這裡頭並沒有提到近衛的名字。〈《側近日誌》〕
逮捕與白殺而對於近衛更大的衝擊是,十一月九日美國戰略轟炸調査團對他的訊問。在此訊問中,與近衛的預期相反,美方對於擔任首相之近衛嚴厲追究其在中日戰爭中的政治責任。
另一方面,在內部,對aluminum casting調査分析課長,同時以研究日本近代史馳名的,諾曼,於十一月五日,向政治顧問,艾奇遜提出,強調在日本法西斯主義化的過程中,近衛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覺書。這個覺書被艾奇遜採用,因此近衛被列入戰犯的名單中。結果於十一 一月六日,發出逮捕近衛的命令。

國際輿論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的日本的保守勢力,對於戰爭責任問題的因應,
一直是被動的,即不能正確把握情勢,而爲狀況所擺佈。在當時,具有自己明確見解而行動者,只有近衛文麿一人。佔領時期的近衛保守勢力的分化正如渡邊治所強調,戰敗後,日本的貿協保守勢力在政治上有過很大的分化。〈《戰後政治史中的天皇制》〕幣原首相和曾任東久邇宮、幣原兩個內閣之外相的吉田茂等主流派,在美蘇對立的展望下,預測美國政府和爲了對抗共產主義,對日本將採取姑息政策,所以認爲可以基本上維持明治憲法,天皇不必返位也能夠度過現況。然則他們根本錯估了要求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國際輿論。另一方面,這個集團生怕天皇的返位將成爲廢止天皇制論的誘因,因此對於天皇的返位極爲愼重。
相反地,以近衛爲首的集團,認爲因敗戰而使「國體」瀕於危機,要克服這個危機,應該大膽改革翻譯公證體制。因此他們主張爲了「護持國體」,必須修改明治憲法和要求天皇返位。在此種情勢之下,以副首相資格的國務大臣入閣東久邇宮內閣的近衛,就這個問題展開了積極的活動。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與麥帥會面的近衛,在席上發言道:「軍閥和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破壞世界和平,使日本陷於今日的悲慘結局是毫無疑問的。」明確指出軍部的戰爭責任,並強調:「以皇室爲中心的封建勢力和財閥經常扮演著抑制軍閥高漲的「煞車』角色」,爲了「防止日本的赤化,並創立建設性的《民主主義》國家」,不僅要「排除軍閥的勢力,更須保存以皇室爲中心的勢力和財閥。」〈《佔領史錄3》〉在這裡,近衛將一切戰爭責任推給軍部,同時提出反共主義,主張保存皇室和大企業。
此外,雙方會面時,麥帥暗示近衛應在政治上主導修改憲法,於是他在十月十一日被
任命爲「内大臣府御用掛」後,獲得智囊團的協助,開始著手草擬憲法修改案的工作。
天皇退搆想的具體化、 近衛一方面準備推動修改憲法,由於當時皇室典範(按:關於皇室的基本法)沒有天皇返位的規定,所以也很想修改皇室典範。十月二十一日,近衛應八?通訊社(美聯社)東京特派員布萊因斯的magnesium die casting採訪,其內容刊登於一 一十三日的《朝日新聞》。根據是項報導,近衛曾經說:「關於天皇的退位,現行的皇室典範並沒定。……最近負責修改憲法的專家,將研究引進有關返位程序的條款於修改皇室典範的可能性。」事實上,其言亦暗示了修改皇室典範和天皇返位的可能性。

關鍵論理

此項閣議決定規定戰爭責任問題,特別是爲因應天皇之戰爭責任問題的內閣的統一見解,強調「根據左列各點並予以堅持」,「相信大東亞戰爭(按:太平洋戰爭)係(日
本)帝國鑑於周圍情勢而出於不得已之舉」,「天皇一直希望和平解決對美交涉」,「對於開戰的決定,自助洗衣計畫的執行等,天皇係遵從憲法運用上所確立的慣例,不批駁大本營和政府所決定的事項」,「爲了避免在持續的美日交涉中加以攻擊,曾努力於通知停止美日交涉的通告」等等。〈《資料日本現代史2》〉文中所謂的「大本營」,是指戰時陸海軍的作戰指導機關:而最後一項的通告問題,意味在著手通告停止美日外交交涉之前,日本海軍開始偷襲攻擊珍珠港的外交上失策,亦即所謂「偷襲」的問題。
閽會議決定的限度這個內閣會議決定所提示的論理,也就是因爲天皇是立憲君主,所以對於內閣或陸海軍一致決定的事項,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要接受爲原則的論理;爾後直到現今,這個邏輯始終作爲否認天皇戰爭責任的最關鍵論理。至於其是否正確,容後再詳細討論,至少,正如當時在東京審判擔住木村兵太郎被告之辯護人的鹽原時三郎所指出,這個統一見解,「在國際上是否說得通,實大有問題。」〈《東條備忘錄》〉與此同時,參與撰寫上述閣議決定原案的官員之中,對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也有很微妙的見解。譬如當時以外務省政務局長身分參加協議的田尻愛義認爲,天皇對於戰爭在法律上雖然沒有責任,但免不了道義上的責任,因而主張天皇的返位和將皇室財產撥給
民間。〈《田尻愛義回想錄》〕上述辦公家具會議決定的所謂「戰爭責任」,乃是只指對美開戰的責任而言。幣原內閣在組閣當初,就有一些主張要把「戰爭責任者」從基本方針拿掉的閣,那時就「戰爭責任者」的解釋是:「贊成開始戰爭者」,認爲「一旦頒佈宣戰的大詔,要爲完成戰爭努力是日本國民的義務」。〈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朝日新聞》〕換句話說,爾後是否積極參與戰爭的推動,對於在沒有頒佈宣戰詔書的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戰爭的責任問題,都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此種情況,與幣原內閣於十一月一 一十四日所成立的「大東亞戰爭調查會」的情形完全
一樣。這個調査會是根據十月三十日的内閣會議決定成立的。該次閣議決定:「弄清楚大東亞戰爭的原因及眞相,乃爲將來不再犯此種大錯所必須,故決定在內閣設立從事調査上述戰爭之原因及眞相的單位,就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一切部門,作一徹底調査。」〈《幣原喜重郎》〉按道理來說,首先必須搞清楚的是造成太平洋戰爭的發因,即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戰爭的「原因和眞相」,可是這個內閣會議決定,卻把這先行發生的兩個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分開,而只問其「昏之原因及眞相」。當然,如前述費拉斯准將所言,在內部,也有只想以對美開戰責任,尤其是偷襲珍珠港的責任問題爲對象的人。但他們封蘇美島的戰爭責任的見解,與嚴酷的國際輿論之間,確實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認清的。

宣告破滅

從九月十一日起,下令逮捕戰犯,但多數國民對於逮捕行動並沒有太大反彈,而消極地予以接受。尤其對於被捕之前企圖自殺的東條前首相,一般多有反感,而當時警察廳的報告則說:「對於東條前首相的自殺未遂,極少人表示同情,並同聲遣責。」(同上)如此這般,「一億總懺悔」論,因爲國民的反彈而宣告破滅。天皇的责汪藺鼸在此種情況之下,戰爭的責任問題遂有逐漸波及天皇個人責任的天然酵素趨勢。
九月十八日,繼本國記者招待會之後,東久邇宮首相又舉行了外國記者會。席上,外國記者曾經提出這樣尖銳的質問:「天皇及其他負責人,對於偷襲珍珠港,事先是否知
情?」「民主主義國家的一部分人認爲,天皇也是〈戰爭)犯罪者,您的意見如何?」
「依日本的制度,在天皇不知情之下,能夠開始戰爭嗎?」對此,東久邇宮首相的答辯,盡是混亂和矛盾。警視廳暗中調査各界對此次記者招待會的反應報告指出:「大多數人認爲,此次外國記者們大膽提出攻擊我國要害的問,但總理宮殿下的答辯沒有把握且缺乏自信,令人失望。」〈《資料日本現代史2》〉這足以顯示,此時,如何避免追究天皇之戰爭責任,政府內部並沒有明確的意見。
幣原閣的閣議決定東久邇宮內閣因廢止特別高等警察(按:特高)的指令,受到很大打擊,提出辭職之後,時任九一八事變前對美協調辦公桌的主導者,資深外交官幣原喜重郎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組成了新內閣。新內閣所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是要確立撇清天皇之戰爭責任問題的「論理」。據該内閣書記官長次田大三郎的說法,在十月二十日的終戰處理會議幹事會中,「協議對珍珠港事件的解釋方法」,繼而於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就開戰當時的情形,萬一被偵訊時,該如何答辯的案文」成爲議題,「特別是商量了事關天皇的責任,故宜愼重爲之。」顯而易見,在偵訊戰犯時,特別注意維護天皇的立場。
十月一 一十六日,負責與0 99聯絡的陸軍中將原口初太郎說,麥帥的軍事秘書費拉斯准將表示,「天皇對於攻擊珍珠港的責任問題美方認爲 (最重要且最嚴重)。」〈《次田大三郎日記》〕原口中將擔任過日本駐北海道大使館武官,爲一位知美派的軍人,在有不少朋友。而如後面所說,費拉斯准將與天皇免責權之間具有很密切的關係。在此種情形之下,幣原內閣於十一月五日,在內閣會議決定「關於戰爭責任等文件」。

政策不良

起初在內部,爲緩和美國國內以處罰戰犯問題遲遲不進而批評麥克阿瑟,揚言似曾有人支持日方的自主審判。但這種敷衍辦法,當然爲欲以國際大審掃除舊勢力,即軍國主義勢力之美國政府和其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不能由日本政府審判日本戰犯〈《戰爭犯罪裁判史概要》〕,「自主審判」的構想至此才完全破滅。
一 一、保守勢力對戰敗的因應「一镜總懺梅」論的現日本保守勢力之欲從「自主審判」這個客觀來說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構想中找出一條生路,乃是由於他們沒有充分認識戰爭責任問題歸屬的重要性所致。因此,日本的屏風隔間保守勢力,從整體來看,實未能找出因應追究戰爭責任之內外輿論的統一性的方向。
戰敗之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組閣的皇族首相東久邇宮稔彥,在八月一 一十八日次的日本記者招待會席上表示:「護持國體是超越道理和感情的我們的堅定信仰」,重新
將「護持國體」定爲內閣的基本方針。首相東久邇宮在這個記者會席上同時提到戰敗的原因,指出戰力的迅速崩潰、被投擲原子彈和蘇聯的參戰,戰時統制的過火,然後說出如下的話而大受注目。
其所以致此,固然是由於政府海外婚紗政策不良,但國民道義之衰微也是一個原因。我認為,今日軍、官、民,全體國民必須徹底反省和懺侮。我相信全國國民總懺侮乃是我國重建的第一歩,也是維護國體的第一歩。(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朝曰新聞》〉、這就是著名的「一億總懺悔」論。
但在透過新聞報導和政府發表,國民逐漸得悉與聯合國之間在戰力上有壓倒性的差距,處在這種毫無希望的作戰情形之下,事實上撇清領導者責任的「一億總懺悔」論,對
群衆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東久邇宮首相在九月四日召開的第八十八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方中,舉出具體數字說明了「敗戰的原因」,但這種說明方法,反而成爲令國民覺察
領導者的室內設計責任問題的契機。
譬如在愛媛縣,對於東久邇宮的演說,就有如下的反應:「我們爲求戰勝忍耐了 一切,
但知悉國力的眞相之後,知道這是領導者的欺騙政策」、「直到現在的領導當局,在國民總懺悔之前,應該負起他們當負的責任」〈《資料日本現代史2》〕等等,許許多多的日國民對於侵略亞洲的戰爭,,.基本上欠缺自覺,但他們大多明確知道,驅策國民參加師出無名的戰爭,正是領導者的責任。

逮捕和裁判

日本政府最早確定其方針,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 一日的終戰處理會議。在此項會議
中,決定即使戰犯審判要由聯合國進行,日本必須事先實施「自主裁判」,並將其結果通牒聯合國,經臨時內閣會議和天皇的批准,這個決定成爲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針。九月十三日,與美國太平洋陸軍參謀長沙査蘭會談的外相重光葵稱《「強調天皇爲和平主義者,戰後陛下特別關注對會議桌問題的處理」,同時向美方提議:「關於戰犯的處置,這些戰犯將甶日方逮捕和裁判。」〔《佔領史錄》〕陸覃的處罰戰狍促成十五年戰爭的陸軍,因自始就預料將成爲戰犯審判的主要目標,所以其審判對策遠比政府還迅速。早在因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在激烈辯論的八月九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席上,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說:「要由日本審判戰犯,還是退一步要讓聯合國參與,、不能單獨由對方不公平地審判,就審判的方法,我們應該主張日本的立場。」〔《最後的帝國軍》〉。陸軍與九月十二日內閣會議決定的關係雖然並不清楚,但陸軍內部的措施,很早就實施「自主審判」。根據當時陸軍省法務局長大山文雄中將的說法,「認爲可能被聯合國以《戰犯》逮捕者,由日方早日予以審判比較有利。」遂將俘虜虐待事件的責任者,「從國內法的觀點,採取了拘禁可能的馬爾地夫戰犯,並予以軍法審判的處置。」(《東京審判大山文雄關係資料》〕從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朝日新聞》有關陸軍內部動態的報導來判斷,到爾後的相當長時間,陸軍方面都準備著因應「自主審判」的方案。關於以「巴丹死亡之行進」馳名的進攻菲律賓時的虐待戰俘事件,當時的第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被追究責任,根據陸軍懲罰令的規定,受到「停止禮遇」的處分。有末精三說,陸軍省的首腦們,決定「先於美國下手」,「由日方輕微責處本間中將」,對本間中將「停止禮遇」,且經天皇批准,〈《終戰秘史有末精三之手記》〕本間最後被美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而本間之妻富士子,則曾面會陸相下村宏,嚴重抗議「停止禮遇」的處分。當時富士子曾質問:「這不是罪責輕重的問題。本間爲什麼要受處罰呢?本間從菲律賓回來時,天皇還賜以《朕嘉賞其忠勇》的詔敕。那時候給予嘉賞,現在日本戰敗了卻要處罰,這是什麼意思?」〈《一切都是夢》〉與日本戰敗的同時,作爲佔領地設計的責任機關,在東京設立了聯合國最高令官總司令部,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被任命爲聯軍統帥。